经济学家们大肆鼓吹中国改革的“总收益大于总成本”，无人否认。馅饼做大，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好处，80年代中国人民大部分摆脱了温饱，进入了小康，90年代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基础得以巨大提高，改革开放使得全体居民包括农民，获得了充分的自由和选择权利，这也是中国人民拥护改革开放的根本原因，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合法性所在。但是，计划经济所建立了无所不包的权力，并没有实现退出市场，而是在市场中发挥著主导作用，一方面创造市场，一方面垄断市场。80年代初期权力发展为商业资本，80年代后期发展为生产资本，90年代初期发展为金融资本，每一次发展既有改革和发展，又促使腐败升级，严重的以权谋私，简直就不可避免。改革的成本与收益结构非常不均衡：改革收益被少数人占有，我估计，少数人直接或间接依靠权力获得的财富，所谓“寻租”的租金，20年来达到30万亿人民币，相当于6年的国民生产总值。这个问题一直被掩盖，直到近年来消费启不动了，经济学家们奇怪：老百姓不是有50000亿存款吗？为什么不花？终于，大多数人承认了，中国的财富占有可能已经非常不平等，80%的人占有20%的存款，20%的人占有８０％的存款，由于有钱人和单位领导人实际占有的财产，主要不是存款，而是不动产和股票，所以中国财富的占有不均，可能比社会承认的还要严重。

　　少数人暴富，与邓小平鼓励的少数人“依靠正当劳动和合法经营”先富，绝对不是一个性质的问题。暴富阶层的非法收入，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法律面前，在共产党领导下，不可能取得合法性，只能转移国外，再以外商身份投资回来，做一个假洋鬼子。中国的资金外逃，估计在1000----2000亿美圆之间。我们不能为了吸引他们投资，就修改宪法，加上“私有财产不可侵犯”，更不能承认那些“偷，骗，抢”来的暴富财产为合法。发展和改革的成本由谁承担？发展与改革的收益分配，非常不均，付出的成本也是惊人的。

　　在80年代，改革成本主要表现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的利益调整，和加速经济发展时出现通货膨胀等问题。是国家以放松权力，增加财政补贴等方式承担了这部分改革成本。土地承包，企业承包，各种冤假错案平反，落实政策，提高消费以补多年建设的欠帐，恢复高考，增加工资，鼓励出国，等等，各种补偿政策无不大得人心。其中比较困难的利益调整就是价格水平的提高，经济发展需要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，价格改革也需要物价上升。农产品提高价格是为了提高农民收入，但是城市居民就必须提高工资，物价水平连续上升也造成社会心理的不稳定。这一类发展和改革成本，主要是国家财政出钱，先是增加价格补贴，后来无力补贴，就向价格转移，同时提高工资。其他许多方面，都有类似的，由政府财政承担改革成本，最后向价格“甩包袱”，直到1993年，价格基本市场化，通货膨胀日益严重，无法再向物价转移发展和改革的成本了。同时，“成本”则越来越多，重复建设，干部膨胀，教育能源，环境污染，应该政府财政出钱的项目，甚至各种浪费和腐败成本，以各种收费，集资的形式向居民特别是农民头上压来了。各地政府相当大规模的乱收费，这是政府无力承担基本建设和相应职能，尤其是养活不了那迅速膨胀起来的“干部队伍”，上层建筑要压跨经济基础，于是以各种形式向农民摊派，一个省的收费数量，竟然达到数十亿。

　　经济增长的负作用，也开始由居民负担成本。中国改革的总收益大于总成本，前提是经济高速增长。改革20年，中国的真实经济增加了6倍，加上了物价因素的名义经济增加了21倍，而货币发行增加了100倍。但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有两个重大局限，第一，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体制改革，即吃计划经济积累的老本，借改革开放的新债；第二，经济增长方式是低效率，低质量，高投资，高浪费，高污染，高重复建设，高库存基础上的，这就必然不能持久，目前持续通货紧缩，就是2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总调整。经济调整的结果，首先是农民回乡，数亿农民象一个大的蓄水池。农民的收入降低，直接影响消费。3000万老工人面临著下岗，更为严重的是历史上他们的长期低工资，社会保障部分已经由国家财政统一扣除，投资于国有企业，国家理应保障他们的一生，如果“打破铁饭碗”，就必须将一部分国有资产存量划拨出来，直接变成社会保障基金，进入股票证券市场，以经营利润直接支付老工人的退休金和医疗费用。如果连下岗，又不解决社会保障，那些自幼曾经插队10年之久的共和国的同龄人，让他们一代人连续承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的改革成本，岂不是太不公平了吗？由于社会各方面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非常大，交易成本非常高，经济的发展必然伴随在资源环境，内外债务，信仰道德，政府廉洁，分配不公，利益集团影响决策等方面，付出极大代价。一般居民在经济富裕的同时，所受到过欺骗，假货，目睹许多不道德的社会现象，承受的污染和噪声等等，大概就不值得一说，据说经济发展了，这些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，目前只能忍受。

　　新的社会公平原则：按收益承担改革成本国内经济进入通货紧缩，正是企业改革和其他市场化改革的最好时机，估计国有企业，乡镇企业的产权改革，经济结构调整，住房改革等许多问题，都可能较快解决，但是，所产生的社会震动将是很大的，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措施，承担改革成本，包括发展经济提高就业，为下岗的老工人的提供养老金，医疗报销，降低学费，提供住房补贴等等。

　　1999年上半年，国家启动内需的政策，从启动投资到启动消费，都没有取到应有的效果，终于有一部分人开始愿意认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：比如，居民不愿意消费，不仅是因为预期收入下降，也是因为预期支出增加，如子女学费，医疗费用，住房购买，水电煤气，服务维修，大概什么都要自己花钱，因此必须储蓄。而预期支出增加最根本的原因，就是本来应该由政府负担的改革成本，不断地向居民头上转嫁。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问题，让少数人以不合法的手段占有大部分改革收益，而将改革成本以各种方式转嫁到广大居民头上，不仅超过居民的承受能力，打击他们的消费能力，更为严重的是破坏改革的声誉，影响党和国家的威信，在中国经济信誉很低的时刻，更加降低社会信誉，打击居民对于经济发展的信心---君不见，目前我国股票市场的窘境吗？政府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，不能再让普通居民承担改革成本，至少是大部分改革成本，但是没有下决心让暴富阶层承担，于是就恢复80年代的做法，扩大政府财政支出，发行国债，出售国有资产，以承担部分改革成本。但这只能是短期过渡性办法，因为国债是要还的，最终还是有一个由哪个社会阶层承担的问题：是向富人征税？没收腐败分子利益不明的财产？还是以通货膨胀形式再一次向社会大多数人转嫁？如果是后者，未来的危机即不可避免。严峻的事实告诉我们：中国改革已经进入中期攻坚阶段，经济增长的特殊潜力已经基本释放完毕，继续发展需要调整社会利益格局，以高举社会主义公平的旗帜，把“为大多数人”的宗旨重新提出，坚决打击腐败，控制两极分化。这样做，说困难也困难，因为有少数既得利益者会反对，但是根本上没有困难，因为这样做得人心，又符合一直存在的社会主义思想和信仰的合法性，用不著拐弯抹角地去为“少数人不择手段暴富”去找理论根据，或者“只捞不说”。

　　我提出的新的改革原则，就是：按照改革收益承担改革成本----让改革中的暴富阶层承担大部分改革成本。具体办法有许多：----以低成本的办法坚决惩治腐败，比如实行实名财产登记制度，包括存款，股票和不动产，自己的财产自己举证，证据不足，一律没收，抵消银行呆帐，或者建立社会保障制度。----以大规模投资建立覆盖全社会的信誉记录制度，重新核法发身份证以后，一律实行实名财产（包括存款，股票，不动产）制度，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实行高额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，调节社会收入分配。----以立法形式，鼓励居民组织住宅合作社，自己设计招标，消除中间环节。政府应免费为农民工介绍工作，进行培训。彻底整顿国家建筑队伍，保证农民工可以通过国家基本建设真正获得收入。

　　总之，必须消除权力资本在中间环节这一块对于国民财富的掠夺。----降低股票市场的交易税，增加所得税，因为大户操纵有暴利，可以以所得税收入建立调节基金，平抑股票市场的波动。

　　总之，有许多办法可以限制暴富阶层干扰国民经济稳定，而保护中小股民利益，和在经济生活中一般居民的利益。----政府部门尤其要放弃垄断，允许民营企业和外资进入，比如电讯行业，中国人如此低的收入，竟然要负担比美国人更高的通信费用！以“保护民族工业”为理由的权力部门，首先的责任是让中国居民得到利益，否则，这样的部门靠垄断高价，低质量服务，所得到的，就连“改革收益”也不是，而是“不改革的收益”，中国居民所付出的就不是“改革成本”，而是“不改革成本”，中国的改革就要走回头路了！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