----------兼谈经济学“实证”与价值取向 

　　一部分“主流派经济学家”,主张“没有道德的经济学”，和价值中立的“实证性研究”，他们却没有能够对中国渐进改革的某些最基本的问题如利益转移，作出真正的实证性分析。

　　“名不符实”在学术上的基本原因，是在经济研究中片面强调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概念规范和标准模型，这就产生难以克服的矛盾:第一，中国缺乏系统的数字去满足他们的模型；第二：经济学是研究社会利益关系的，中国渐进改革的特征是“隐蔽性利益转移”，标准的西方经济学难以研究这个“隐蔽性”。如果硬要以

　　它作为“正统和主流”，来规范中国渐进改革研究，甚至贬低和排斥其他研究方法和其他经济学家，就必然产生误导。

　　“规范性研究”的最大盲区在于地下经济这部分。任何国家的经济都有　“红，灰，黄，黑”几部分，只有公开合法的“红色经济”是有正式统计数字的，而且也有误差，这就要靠研究者的经验，实感和典型调查进行补充。处于“渐进改革转型期”的中国，正式统计误差大，灰色收入更大。这就给经济学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在标准模型的基础上，需要更多的经验，个例，直感和“拍脑袋”，统计数字越不准确，拍脑袋的成分越多。

　　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脑袋，判断优劣的客观标准在那里？作为学术标准的模型和概念当然是有效的，但是社会实践更加重要。目前经济学理论界极力推崇“学术标准”，将“理论上和真假问题”和“实践上的真假问题”区分出来，以追求“知识增量”为经济理论的目标，在学术评价中完全排除实践标准，我以为不妥，尤其在形势分析方面是如此。一个理论体系的发展和普及完全产生于社会实践的需要，其真伪，归根结底也是社会实践决定的，可能需要20年甚至更长。中短期的经济形势分析预测，要经受实践的直接检验，你预计的结果没有发生，你的模型再“高级”也没有用，你的成本再高(比如花了数十万美国福特基金会的美圆来研究中国的收入分配)，但是没有计算灰色收入，就更加有问题，因为违反了“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收益”的经济学基本原理，这样的产品在规范的竞争性市场是，是买不出去的。

　　现在中国经济学界就出现这样的“霸道”现象：你的预测对了，他说你“不规范。没学问，没根据”；他的预测错了，但是他的方法和研究过程是有“外国现代经济学的标准模型”根据的，无论结论离实际有多么远，或者根本就没有结论，也是“高层次研究成果”。

　　“有根据”甚至有外国人的根据，并不能掩盖错误和不科学的事实。任何错误都是有根据的，否则就不会犯错误；相反许多有创造性的思想和判断，由于有天才的成分，往往是“根据不足”的，是违反正统理论教条，理论规范和标准模型的，是不同于大多数人的传统观念的，至少是不那么正规。排斥实践标准，根据教条立规矩自封“主流“，是一种学术教条和垄断。

　　计划经济理论有教条，市场经济理论也有，其恶果正在表现出来，比如：掩盖中国真实情况特别是两极分化，掩盖重大危机隐患，这样，自己就违反了自己提倡的义“不讲道德搞实证”的学术规范。必须指出：这种“右翼经济学霸权”，并不是民间学术自由竟争的结果，它一方面得到了官方的纵容和支持，把经济学捧到一切学科之上，捧为中国的“神学”，一方面得到了国内外资本的大量赞助。

　　要知道，根据标准模型进行大量计算和调查，是要花钱的，高成本的研究方法只能够靠金钱支持，难免为少数利益集团服务。如果发展下去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说：国内外资本在以金钱的力量控制中国“右翼经济学界”，进行理论和政策误导呢？

　　我在经济形势分析方面，坚持理论与实际结合，进行低成本研究和通俗表达方法------不敢标榜自己道德高尚，主要是脑子苯，不善于搞人缘，拉赞助，不懂得“运作”的诀窍，特别是经常抨击腐败，因此得不到官方和国内外资本的青睐。但我绝不屈从于经济学霸权行为，无论是左翼霸权还是右翼霸权，也不会放弃自己独特的，低成本研究方法。

　　我的研究方法是：以将标准模型和一般理论作为一种假说，与中国实际对比找出差距，然后进行自己的解释，并且进行大胆的推断和预测，并以实践加以检验。

　　我在1994年预测人民币汇率可以稳定到本世纪末，1999年提出“造就跨世纪大牛市”，都已经得到了实践的证明。

　　对于“灰色经济”即“寻租的租金”，有许多人（如荣敬本，何清链等）已经坚持研究了许多年。我在1998年按照“权力变资本”的研究，从商业资本，生产资本，金融资本，国际资本的历史与逻辑发展过程，实证出大约有30万亿的国民财富转移，相当于6年的国民生产总值。我因此得出结论：我国两极分化相当大，广大居民缺乏购买力，通货紧缩难以克服------实践证明是正确的。

　　“黑经济”的主要部分是走私。走私的数额，可以拿海关查获的数字乘以5倍（估计查获率是20%）。1999年全国严厉打击走私，关税收入增加了800 亿人民币，这是平时逃税的数字。除以20%即4000亿人民币，折合300亿美圆。1999年打击走私的结果，是正式统计的进口增加了300亿美圆，但是实际的进口没有增加。

　　因此统计数字显示出来的“净出口”即贸易顺差虽然下降，但是并不意味着外部需求的下降和国内需求的上升。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仍然是外部需求，这个趋势会延续到2000年下半年。以后，经济能否继续增长就取决于内部需求。

　　“黄经济”是指以“三陪”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性产业。根据各方面估计有500万三陪小姐，如果每人带动3个辅助就业，这是2000万“潜在就业”。每年约在5000亿（包括长期的“包二奶”）。这部分小费没有计入8%，但是他们的消费却计入了。假设“储蓄倾向”是50%，每年消费2500亿。这些人的“消费乘数”相当高，从BB 机，出租车，租房子，到高级服装化妆品，并带动医药和宾馆，旅游业，如果估计乘数为4，一年的消费额就是10000亿。199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是78000亿元，就是说，由“黄色经济”所带动的消费，竟然占到我国生产的13%！1999年初有人估计经济见底回升（如《经济研究第三期》樊纲的文章），我所在的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业有激烈争论，我的预计是经济增长速度将继续下降一个百分点，根据之一就是“三陪产业”已经饱和，1999年加强“扫黄”----实践证明是正确的。

　　进一步分析：这每年大约5000亿人民币的小费，经过企业报销进入成本，所降低的利润又是多少？如果估计为70%，就是35000亿，大约相当于企业亏损数。

　　就是说：我国企业以自己的亏损，养活了一个“性产业”！社会的腐败和企业交易成本之高，可见一斑。

　　我的估计，是彻头彻尾“实证性”的，我并没有作出“好坏” 的价值判断。但是真正彻底的实证判断，价值取向自在其中。不信，有人不喜欢我这样的实证判断就是证明。正好比一个暴富者，你如果“实证”一下，他的财富是靠炒地皮，搞走私和三陪来的，他能够欢迎这样的实证吗？他宁可把财富分给你一部分，让你“实证”出他是搞高科技发的财。所以说，“实证”与价值判断，有密切的关系，只有站在为大多数人利益的正确立场上，才可能作出真正的实证，而那些自称“价值中立”，而在实际上回避对重大利益关系进行实证的人，只能说明他们自己并不中立。而是为那些不明不白的利益进行掩盖，以利于他们继续恶性发展，这些“价值中立”的实证主义者的个人利益，也就自在其中了。 

　　最后，我以林肯的话结束我这篇“实证文章”：“你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欺骗所有人，你也可以在所有时期欺骗一部分人，但是，你不可能在所有时期欺骗所有的人”。